玉枕薯

取自 食品百科全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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玉枕薯(Pillow-potato)

 又名红薯、番薯、蕃薯、山芋、地瓜、红苕、线苕、、白薯、金薯、甜薯、朱薯等。

特征特性:常见的多年生双子叶植物,草本,其蔓细长,茎匍匐地面。块根,无氧呼吸产生乳酸,皮色发白或发红,肉大多为黄白色。除供食用外,还可以制糖和制酒精。

 野生种起源于美洲的热带地区,由印第安人人工种植成功,抗病虫害强,栽培容易。哥伦布初见西班牙女王时,曾将由新大陆带回的甘藷献给女王,西班牙水手又将甘藷传至菲律宾。在明朝万历十年(1582年),从当时的西班牙殖民地吕宋(今菲律宾)引进中国,由东莞人陈益从安南首先引入广东[1]。万历二十一年(1593年)五月,福建长乐人陈振龙又从吕宋携带回中国,试种后,「甫及四月,启土开掘,子母钩连,大者如臂,小者如拳」,福建巡抚金学曾大力推广,并撰《海外新传七则》。《农政全书》详细记述了番薯的种植方式,李时珍《本草纲目》载:「南人用当米谷果餐,蒸炙皆香美……,海中之人多寿,亦由不食五谷而食甘藷故也。」
 中医学认为甘薯补虚乏、益气力、健脾胃、强肾阴[2]。目前,世界各地都有广泛栽种。1995年美国生物学家发现,甘藷中含有一种化学物质叫脱氢表雄酮(DHEA),可以用于预防心血管疾病、糖尿病、结肠癌和乳腺癌。
  食用方法,甜番薯一些品种块根生吃也很有甜味,基本上加热即可食用,也可晒制成干。煮地瓜(也可以和米一起煮,煮成地瓜饭),烤地瓜(烤红薯、烘山芋),地瓜干,番薯糖水除块根外叶也可以食用、同时也被视为健康食品;因为用过去大多用作猪饲料,地瓜叶又叫猪菜。品种,百花番薯 
 谚语,「时到时担当,无米再来煮番薯汤」:台湾俗谚,意思是:船到桥头自然直,不必多虑,到了危急的时候,自然会出现应变的方式。 「当官不为民做主,不如回家卖红薯。」 
 特殊用法,二次大战后,台湾本省人因白米价格较贵,常以番薯果腹,且台湾的地形轮廓类似「番薯」之形状,故台湾本省人往往以「番薯」自称;而以芋仔称呼二次大战结束以后迁居来台的外省人。近年来由于油价上涨,台湾也跟着世界潮流发展生质能源,而蕃薯刚好是适合台湾的能源作物。 

 注释,《东莞县志•物产•薯》所引《凤冈陈氏族谱》载:「万历庚辰(万历八年,1580年),客有泛舟之安南(今越南)者,公(陈益)偕往,比至,酋长延礼宾馆,每宴会,辄飨土产曰薯者,味甘美。公觊其种,贿于酋奴,获之。……未几伺间遁归。……壬午(万历十年,1582年)夏,乃抵家焉。……嗣是种播天南,佐粒食,人无阻饥。」 李时珍《本草纲目》

(一)嘉靖1563年《大理府志》卷二:“白芋、红芋、紫芋。” (二)万历1574年《云南通志》卷三,姚安州,景东府,顺宁州,“红薯”。 (三)万历1594年后福州一带称甘薯为“金薯”。 (四)万历1595年《普陀山志》卷二页四十三下:“番芾来自日本,味甚甘美。” (五)万历1606年福建《古田县志》卷五页廿四上:“薯,似山药而大,有红白二种。” 棣案:此为东南沿海俗称,甘薯为“红薯”、“白薯”最早之例。 (六)崇祯1629年《闽书》,“番薯”为早期通称。 (七)崇祯1629年江苏《太仓州志》,“红山药”。 (八)康熙1683年浙江《永嘉县志》,引在乾隆1761年《温州府志》,“番荠”。 (九)乾隆1747年湖南《长沙府志》,“粤芋”。 (十)乾隆1752年云南《陆凉州志》,“山芋”。 (十一)乾隆1760年江苏《崇明县志》,“番芋”。 (十二)乾隆1772年浙江《奉化县志》:“番芋,种来自日本。” (十三)金笺门,《海曲拾遗》(嘉庆1812年),卷六,论江苏南通州一带物产:“甘薯,俗呼番芋。江船贾客以其音不利,遂改为山芋。种得自舟山,今江北高原皆种之以佐餐。” (十四)嘉庆1812年安徽《黟县志》,“朱薯”。 (十五)道光1828年广西《康远府志》,“黄薯”。 (十六)道光1830年山西《大同县志》卷八页廿三上:“白薯,俗名回子山药。” 棣案:西北一带不乏称甘薯为回子山药者。如光绪1879年甘肃《丰镇县志》,卷六。 (十七)道光1838年河北《新城县志》,卷八,页四下:“薯,本作藷,一名番薯,一名土瓜,一名地瓜,一名红山蓣。” (十八)陶澍,《陶文毅公全集》 (1839年后刊本),卷廿六,页一上至三下,详述温、台一带之人至皖南山区广植“山薯”。 (十九)同治1864年山东《宁海州志》,“玉薯”。 (二十)同治1870年湖南《江华县志》,“黄薯”。 (二十一)光绪1895年四川《叙州府志》卷二十一页四下:“甘薯……大者名玉枕薯,按各厅县皆产。” (二十二)光绪1902年贵州《仁怀厅志》,“黄苕”。 (二十三)徐有榘,《种薯谱》(朝鲜,1834年),页二上至三下,“甘薯”,“番薯”,“红山药”,“赤芋”,“琉球芋”,“番茄”。

 计甘薯名之可考者,共二十六:(一)甘藷,(二)白蓣(芋),(三)红蓣(芋),(四)紫蓣(芋),(五)红薯,(六)白薯,(七)甜薯,(八)金薯,(九)番薯,(十)红山药,(十一)番芾,(十二)番荠,(十三)粤蓣,(十四)番芋,(十五)山芋,(十六)朱藷,(十七)黄薯,(十八)回子山药,(十九)土瓜,(二十)地瓜,(二十一)红山蓣,(二十二)山藷,(二十三)黄苕,(二十四)赤芋(朝鲜),(二十五)琉球芋(朝鲜),(二十六)番茄(朝鲜)。    
 薯在18世纪传播日广,固与人口增加,食料需要日广有关,但也部分地由于官方的倡导。如陈宏谋抚陕,于乾隆1745年明令治下州县认真引进薯种,教民种植。其文集《培远堂偶存稿》(无确切刻刊年份),“文檄”,卷二十,页一上至一下:

“甘薯……俗名番薯,又名红薯……其种来自海外,闽广最多,浙江之宁波、绍兴,江南之崇明,河南之汝宁、汝州,江西之广信、赣州、南安皆有之。近来江北亦皆试种。”并正式命令: “正杂各官,有闽、广、江、浙、蜀、豫之人,正可从家乡觅带薯种,在城身先试种。如署中有能知种法者,竟可散之民间,教人种植,费力无多。一年生薯,其藤无数,一处得薯,到处传种,不几年而遍一邑矣。” 案,陈宏谋历任封疆二十年,以身体力行闻于当世,终拜大学士。1745年冬十二月,其下属官确已自江、浙、豫、蜀等省“购觅薯种,并雇有善种之人到陕”。故此类官方倡导,决非衰世一纸空文所可同日而语。 嗣后,乾隆十七年(1752年),直隶、山东等省又推广甘薯的种植。终18世纪,督抚以下各省大吏,如布政使、按察使之流,亦不乏热心倡导广种甘薯以备荒者。乾隆皇帝本人,鉴于1785年河南夏粮歉收,亲下谕令。豫抚毕沅,虽对人民生计之关怀远不如陈宏谋,亦不得不认真推广甘薯的种植。当18世纪太平盛世,官方三令五申地督倡,的确起了积极的作用。

 不过,在农作物发展的历史上,官方倡导虽能起作用,但新作物之所以能不断地被农民接受,还是要看它的经济价值。自18世纪中叶直至太平军起义,甘薯随着玉蜀黍,逐步进入长江内地的丘陵地带,特别是集中在川、陕间的山地,湖北省西南部的山地,和湖北西北部汉水流域的山地。
 总之,四百余年来,甘薯对中国山地和瘠土的利用,对杂粮种植的多样化,起了极深刻的影响。朝鲜“湖南按察使”徐有榘,在1834年编辑了一部《种薯谱》,曾征引了1765年某朝鲜大员派人赴日本引进甘薯时所作的一首诗。前两句:“万历番茄始人闽,如今天下少饥人。”这首诗虽稍有夸张,但最能说明甘薯的历史作用。直至今日,甘薯是我国最重要的辅助食粮之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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