玉枕薯
取自 食品百科全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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玉枕薯（Pillow-potato）
又名红薯、番薯、蕃薯、山芋、地瓜、红苕、线苕、、白薯、金薯、甜薯、朱薯等。
特征特性：常见的多年生双子叶植物，草本，其蔓细长，茎匍匐地面。块根，无氧呼吸产生乳酸，皮色发白或发红，肉大多为黄白色。除供食用外，还可以制糖和制酒精。
野生种起源于美洲的热带地区，由印第安人人工种植成功，抗病虫害强，栽培容易。哥伦布初见西班牙女王时，曾将由新大陆带回的甘藷献给女王，西班牙水手又将甘藷传至菲律宾。在明朝万历十年（1582年），从当时的西班牙殖民地吕宋（今菲律宾）引进中国，由东莞人陈益从安南首先引入广东[1]。万历二十一年（1593年）五月，福建长乐人陈振龙又从吕宋携带回中国，试种后，「甫及四月，启土开掘，子母钩连，大者如臂，小者如拳」，福建巡抚金学曾大力推广，并撰《海外新传七则》。《农政全书》详细记述了番薯的种植方式，李时珍《本草纲目》载：「南人用当米谷果餐，蒸炙皆香美……，海中之人多寿，亦由不食五谷而食甘藷故也。」 中医学认为甘薯补虚乏、益气力、健脾胃、强肾阴[2]。目前，世界各地都有广泛栽种。1995年美国生物学家发现，甘藷中含有一种化学物质叫脱氢表雄酮（DHEA），可以用于预防心血管疾病、糖尿病、结肠癌和乳腺癌。 食用方法，甜番薯一些品种块根生吃也很有甜味，基本上加热即可食用，也可晒制成干。煮地瓜（也可以和米一起煮，煮成地瓜饭），烤地瓜（烤红薯、烘山芋），地瓜干，番薯糖水除块根外叶也可以食用、同时也被视为健康食品；因为用过去大多用作猪饲料，地瓜叶又叫猪菜。品种，百花番薯 谚语，「时到时担当，无米再来煮番薯汤」：台湾俗谚，意思是：船到桥头自然直，不必多虑，到了危急的时候，自然会出现应变的方式。 「当官不为民做主，不如回家卖红薯。」 特殊用法，二次大战后，台湾本省人因白米价格较贵，常以番薯果腹，且台湾的地形轮廓类似「番薯」之形状，故台湾本省人往往以「番薯」自称；而以芋仔称呼二次大战结束以后迁居来台的外省人。近年来由于油价上涨，台湾也跟着世界潮流发展生质能源，而蕃薯刚好是适合台湾的能源作物。 注释，《东莞县志•物产•薯》所引《凤冈陈氏族谱》载：「万历庚辰（万历八年，1580年），客有泛舟之安南（今越南）者，公（陈益）偕往，比至，酋长延礼宾馆，每宴会，辄飨土产曰薯者，味甘美。公觊其种，贿于酋奴，获之。……未几伺间遁归。……壬午（万历十年，1582年）夏，乃抵家焉。……嗣是种播天南，佐粒食，人无阻饥。」 李时珍《本草纲目》
(一)嘉靖1563年《大理府志》卷二：“白芋、红芋、紫芋。” (二)万历1574年《云南通志》卷三，姚安州，景东府，顺宁州，“红薯”。 (三)万历1594年后福州一带称甘薯为“金薯”。 (四)万历1595年《普陀山志》卷二页四十三下：“番芾来自日本，味甚甘美。” (五)万历1606年福建《古田县志》卷五页廿四上：“薯，似山药而大，有红白二种。” 棣案：此为东南沿海俗称，甘薯为“红薯”、“白薯”最早之例。 (六)崇祯1629年《闽书》，“番薯”为早期通称。 (七)崇祯1629年江苏《太仓州志》，“红山药”。 (八)康熙1683年浙江《永嘉县志》，引在乾隆1761年《温州府志》，“番荠”。 (九)乾隆1747年湖南《长沙府志》，“粤芋”。 (十)乾隆1752年云南《陆凉州志》，“山芋”。 (十一)乾隆1760年江苏《崇明县志》，“番芋”。 (十二)乾隆1772年浙江《奉化县志》：“番芋，种来自日本。” (十三)金笺门，《海曲拾遗》(嘉庆1812年)，卷六，论江苏南通州一带物产：“甘薯，俗呼番芋。江船贾客以其音不利，遂改为山芋。种得自舟山，今江北高原皆种之以佐餐。” (十四)嘉庆1812年安徽《黟县志》，“朱薯”。 (十五)道光1828年广西《康远府志》，“黄薯”。 (十六)道光1830年山西《大同县志》卷八页廿三上：“白薯，俗名回子山药。” 棣案：西北一带不乏称甘薯为回子山药者。如光绪1879年甘肃《丰镇县志》，卷六。 (十七)道光1838年河北《新城县志》，卷八，页四下：“薯，本作藷，一名番薯，一名土瓜，一名地瓜，一名红山蓣。” （十八)陶澍，《陶文毅公全集》 (1839年后刊本)，卷廿六，页一上至三下，详述温、台一带之人至皖南山区广植“山薯”。 (十九)同治1864年山东《宁海州志》，“玉薯”。 (二十)同治1870年湖南《江华县志》，“黄薯”。 (二十一)光绪1895年四川《叙州府志》卷二十一页四下：“甘薯……大者名玉枕薯，按各厅县皆产。” (二十二)光绪1902年贵州《仁怀厅志》，“黄苕”。 (二十三)徐有榘，《种薯谱》(朝鲜，1834年)，页二上至三下，“甘薯”，“番薯”，“红山药”，“赤芋”，“琉球芋”，“番茄”。
计甘薯名之可考者，共二十六：(一)甘藷，(二)白蓣(芋)，(三)红蓣(芋)，(四)紫蓣(芋)，(五)红薯，(六)白薯，(七)甜薯，(八)金薯，(九)番薯，(十)红山药，(十一)番芾，(十二)番荠，(十三)粤蓣，(十四)番芋，(十五)山芋，(十六)朱藷，(十七)黄薯，(十八)回子山药，(十九)土瓜，(二十)地瓜，(二十一)红山蓣，(二十二)山藷，(二十三)黄苕，(二十四)赤芋(朝鲜)，(二十五)琉球芋(朝鲜)，(二十六)番茄(朝鲜)。
薯在18世纪传播日广，固与人口增加，食料需要日广有关，但也部分地由于官方的倡导。如陈宏谋抚陕，于乾隆1745年明令治下州县认真引进薯种，教民种植。其文集《培远堂偶存稿》(无确切刻刊年份)，“文檄”，卷二十，页一上至一下：
“甘薯……俗名番薯，又名红薯……其种来自海外，闽广最多，浙江之宁波、绍兴，江南之崇明，河南之汝宁、汝州，江西之广信、赣州、南安皆有之。近来江北亦皆试种。”并正式命令： “正杂各官，有闽、广、江、浙、蜀、豫之人，正可从家乡觅带薯种，在城身先试种。如署中有能知种法者，竟可散之民间，教人种植，费力无多。一年生薯，其藤无数，一处得薯，到处传种，不几年而遍一邑矣。” 案，陈宏谋历任封疆二十年，以身体力行闻于当世，终拜大学士。1745年冬十二月，其下属官确已自江、浙、豫、蜀等省“购觅薯种，并雇有善种之人到陕”。故此类官方倡导，决非衰世一纸空文所可同日而语。 嗣后，乾隆十七年(1752年)，直隶、山东等省又推广甘薯的种植。终18世纪，督抚以下各省大吏，如布政使、按察使之流，亦不乏热心倡导广种甘薯以备荒者。乾隆皇帝本人，鉴于1785年河南夏粮歉收，亲下谕令。豫抚毕沅，虽对人民生计之关怀远不如陈宏谋，亦不得不认真推广甘薯的种植。当18世纪太平盛世，官方三令五申地督倡，的确起了积极的作用。
不过，在农作物发展的历史上，官方倡导虽能起作用，但新作物之所以能不断地被农民接受，还是要看它的经济价值。自18世纪中叶直至太平军起义，甘薯随着玉蜀黍，逐步进入长江内地的丘陵地带，特别是集中在川、陕间的山地，湖北省西南部的山地，和湖北西北部汉水流域的山地。 总之，四百余年来，甘薯对中国山地和瘠土的利用，对杂粮种植的多样化，起了极深刻的影响。朝鲜“湖南按察使”徐有榘，在1834年编辑了一部《种薯谱》，曾征引了1765年某朝鲜大员派人赴日本引进甘薯时所作的一首诗。前两句：“万历番茄始人闽，如今天下少饥人。”这首诗虽稍有夸张，但最能说明甘薯的历史作用。直至今日，甘薯是我国最重要的辅助食粮之一。
